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种群极度濒危，仅剩1000余头。
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了最大规模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共从天鹅洲故道输出长江江豚19头，迁至天鹅洲科研基地、何王庙故道、何王庙科研基地、老湾故道、铜陵保护区夹江、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7个保护场所。
为何要把长江江豚迁入水族馆？
“水族馆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场所。大熊猫国际认可度高、科研投入大、保护效果好与其众多的科普教育基地密不可分。因此，长江江豚在水族馆进行科普教育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近距离认识长江江豚，让各级决策层更多地了解江豚，进而积极投入到长江江豚保护中。”5月17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主任、徐跑研究员表示，本次迁地保护行动，是依据国家已经发布实施的有关行动计划和保护规划，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的领导下，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组织协调，充分利用大型水族馆优良的硬件设施条件及其在鲸豚类人工繁育方向的技术优势，搭建长江江豚保护研究平台，以建立长江江豚全人工饲养、繁育种群，拓展迁地保护途径为目标。
同时，借助水族馆的平台优势，积极开展科普宣教，为公众创造近距离认识长江旗舰物种的条件，促进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
人工驯养繁育许可证经过严格审批
将原栖息生境受到严重破坏，致使生存和繁衍受到严重威胁的动物迁移到适合区域的保护方式，就是迁地保护。
“本次迁地保护的2个水族馆都是经过多次专家论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获得了人工驯养繁育许可证。这两个单位都有公益事业支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李彦亮说。
2018年6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会同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珠海长隆和上海海昌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同意两家单位依法申请《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及《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徐跑指出，珠海长隆、上海海昌均为国内领先的大型水族馆经营主体，具备良好的场馆硬件设施条件以及丰富的鲸豚类饲养繁育经验，均为实施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设计建造了场馆。
“长隆海洋王国硬件设施完备，饲养团队技术积累多，拥有基础科研力量，陆生保育团队成功繁育了目前仅有的三胞胎大熊猫。”李彦亮说，“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资金，优良的技术团队，建设有先进的驯养硬件设施，成功突破海龟人工繁育。”
图为厦门崇睿为海洋馆的江豚定制的蛋白质分离器
亟需将江豚迁移到相对安全的水域
在全面实施长江大保护背景下，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形势总体好转，但局部的保护难度还相当大。
“一些涉水工程还在建设、使用，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在持续加剧。我们看到，局部水域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长江10年禁渔已经全面开展，但是电、毒、炸等涉渔非法捕捞事件屡有报道。”李彦亮说。
另外，有2个问题目前无法改变，而且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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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畅游。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张小章摄
李彦亮坦言，一是长江水位持续下降，而且这个变化趋势不会以人类意志而扭转。近年来每年冬季枯水期，鄱阳湖、洞庭湖和一些故道，长江江豚搁浅现象越来越多。由于水域环境变化引起的这种江豚搁浅情况还会不断发生，这不能因为我们的保护意愿而减少。二是长江水体整体在减少，长江航运船舶还在增加，运输船舶速度也在提高，单位水体船舶行驶密度不断上升，对江豚生存空间的挤压越来越严峻。长江江豚采用声纳系统导航，航运密度上升破坏江豚的回声定位，江豚受伤事件频频发生。
“以上两个因素不会因我们的意志而缓解，在长江主干流和通江湖泊对江豚的生存影响还是很严重，非常有必要对江豚采取迁地保护，将江豚迁移到相对安全的水域环境，保障江豚的正常生存。”李彦亮强调。
研究基地匮乏制约长江江豚科研发展
在李彦亮看来，对于长江江豚保护而言，难度很大程度在于大家都不了解长江江豚，将长江江豚迁到水族馆，进行科普教育的同时可以为科研院校开展科研活动和培养科研人才提供基地和人力、物力支撑。
崇睿水产为长江江豚设计的循环水维生系统
李彦亮坦言，我国长江江豚研究非常滞后，研究团队少，科研人才严重不足，主要就是缺乏科研基地。之前我国中科院仅有的1家长江江豚科研基地，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在日本动物保护机构支持下建设，发展到今天场馆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科研需要，但因为资金困难升级改建一直不能完成，制约了科研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而我们看到大熊猫的保护发展，大熊猫科研团队多，专家库有超过100名专家，长江江豚专家不过10余人，而且所谓长江江豚的研究，也更多地停留在使用望远镜对自然水域长江江豚远远观望，研究人员只比百姓多看几眼长江江豚，很难得到深入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彦亮说。
没有研究基地严重制约了长江江豚科研的发展。
“既是如此，为什么不借助水族馆先进的设备和精细的护理技术、团队？”李彦亮认为，农业农村部将少量长江江豚迁地到水族馆的保护行动非常有必要，与水族馆合作开展长江江豚保护研究是充分利用优越的社会条件，这恰恰是目前科研单位建设资金无法达到的。
5月9日，农业农村部在长江江豚保护暨科普宣传主题活动上分别授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两家场馆将同时作为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长江江豚科研平台。
在保种方面白鱀豚给我们的教训深刻
“在保种方面，白鱀豚给我们的教训深刻。1996年，白鱀豚仍有300余头，农业部曾组织科研单位准备捕捉保种，但由于观念问题和其他原因，迁地保种行动未成功。”李彦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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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世界上唯一一头人工饲养的白鱀豚“淇淇”体检（2002年5月14日摄）。“淇淇”在人工饲养了22年半后，于2002年7月14日在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去世。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
白鱀豚于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
“如果当年迁地保护成功，人工环境下就可能自然繁殖，现在就可能仍有白鱀豚存活于世，借助现在的科技就有可能保住这个物种。这个教训对我们太深刻了。”李彦亮感叹。
“我们认识到，社会对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视度严重低于陆生。长江江豚目前数量远低于大熊猫，更加濒危，但是大家不了解长江江豚。因条件限制，大家没有时间都到江边等待看长江江豚，极少数人在江边开展的观察研究引不起各方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长江江豚在水族馆的科普作用还大于科研保护作用。”李彦亮直言。
据悉，这次迁地保护行动中江豚迁出地天鹅洲故道也是迁地保护单位，1990年首次迁入5头长江江豚开展迁地保护尝试，后期通过繁衍及少量补充，2015年种群已发展到60头左右，本次迁地保护行动前，种群规模发展到101头。
“没有当年的迁地保护就没有天鹅洲今天的结果，这是在环境基本可控下的保护结果。”李彦亮欣慰地说。
目前江豚的迁地保护规划合理科学
近年来，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及保护规划。
2016年12月13日，原农业部发布《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
2017年7月17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8年4月3日，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制订了《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2021年3月2日，农业农村部在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方案（2021—2025年）》。
上述相关法规、保护规划均对“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为稳步推进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明确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等系统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一是坚持就地保护为主，二是强化迁地保护，三是加快人工繁育技术等科研攻关、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长江江豚保护。
“目前江豚迁地保护规划非常合理。迁地保护有向自然水域和人工控制水域进行的迁移保护，有些地方水域环境非常适于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但是地方积极性不高，这个在后面还要配合长江江豚保护行动继续对地方开展推动工作。”李彦亮表示。
“到目前为止，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建立了5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群体，迁地群体总量接近150头，年均出生幼豚数量超过10头。在武汉白鱀豚馆、珠海长隆、上海海昌以及长江故道网箱建立了多个全人工环境保护群体，群体总量近20头。”徐跑介绍。
“尽管以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迁地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迁地保护区数量偏少、迁地群体过于集中、迁地群体遗传多样性下降等实际问题。”徐跑指出，下一步应按照《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的部署，继续推动长江江豚多途径迁地保护，建立新的迁地保护群体，推进现有迁地保护水域条件建设，进一步扩大迁地保护群体数量，有序开展各迁地群体间的个体交流，优化迁地群体结构，丰富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网络，降低迁地群体系统性风险。
